隔着十几根柳树槐树的树干、一层厚厚的玉米秸子和一层厚厚的黄土，在我们头上，是腊月二十八日乌鸦般的夜色。我踩着结了一层冰壳的积雪从家里往这里走时，天色已经黑得很彻底，地面上的积雪映亮了大约有三五尺高的黑暗，只要是树下，必定落有一节节的枯枝，像奇异的花纹一样凸起在雪上。我说的“这里”是草鞋匠工作的地方，我们把这地方叫“草鞋窨子”。我们这个窨子是我跟父亲、袁家的五叔、六叔挖成的，窨子是“凸”字形的，凸出那地方是进出窨子的通道，那儿用秫秸搭成一个三角形的棚子，棚子罩着窨子口，窨子口上盖着蒲草编成的厚席。窨子顶上留了一个天窗，天窗上蒙着一层灰蒙蒙的塑料纸。我们的窨子很大，招了一些闲汉来取暖。闲汉中有一个叫于大身的，当年曾在青岛拉过洋车，练出两条飞毛腿，能追上飞跑的牛犊子。还有一个张球，是个会锔锅锔盆的小炉匠，外号“轱辘子”——我们这儿把锔锅锔盆的小炉匠统统叫做“轱辘子”，前面冠以姓氏什么的，张球个小，大家都叫他“小轱辘子”，“轱辘”二字是否对，我不知道，我刚上到四年级就被老师撵了。我那个老师是个大流氓，人称“大公鸡”，我在他床单下撒过一把蒺藜，他就为这点小事把我撵了，后来我看过一本小人书，知道该往老师的茶壶里撤尿，可惜没有这种机会了。我从家里往地窨子走，踩得积雪嘎嘎吱吱响。
在地窨子背后，我淅淅沥沥地小便，模模糊糊地看到焦黄的水落到雪上，把积雪砸出一些乌黑的大洞小洞。扎好腰带时，我抬头看了一眼天，天上的星斗绿得像鬼火一样，我没见过鬼火，小轱辘子说他见过，他串街走巷回来晚了，走到野地里，一群群鬼火就围着他转。想要追上它们？小轱辘子说，人必须脱下鞋来，鞋跟朝前用脚尖顶着跑，鬼火上当，迎着你飘来，你一一脚把它踩住了。是什么呢？破布、烂棉花、死人骨头什么的。小轱辘子长年串四乡，见多识广。他说他还见过“话皮子”，形状比黄鼠狼略小一点，嘴巴是黑的，尾巴是白的，会说人话，声音不大，像个小喇叭一样。后来，我让他详细讲讲“话皮子”的事，他又说没亲眼见过。但他爹亲眼见过，他爹有一年去赶集，碰上一个知己，下酒馆喝醉了，晃晃悠悠往家走，走到村头时，已是掌灯时分，远远地看着那截要倒不倒的土墙上有一个小“话皮子”，身披一件蜡那么红的小棉袄，在墙头上像人一样站起来，来来回回地走，一边走一边喊：张老三、张老三，我会走了，我会走了！小轱辘子的爹名叫张老三。张老三人醉心不醉，他知道这是“话皮子”挂号（由人做鉴定的意思，人说：你会走了。它就真会走了），就弯腰捡了一块半截砖，猛地摔过去，骂道：会走你娘的×！一砖头把那堵墙给打倒了。“话皮子”叫一声亲娘，四条腿着地跑了。后来每逢傍晚，那个“话皮子”就带着一群“话皮子”在断墙那儿喊：“哎哟地，哎哟天，从西来了张老三；哎哟爹，哎哟娘，一砖打倒一堵墙……”袁家五叔说，他小时候好像唱过这个歌。
我下了窨子，袁家五叔、六叔都来了。五叔在打草鞋底，扒了棉袄，穿一件夹袄，腰里扎根绳子，双脚蹬着木棍，结扎着草辫。六叔耳聋，跟人说话爱起高声，有时候别人作弄他，见了面对他把嘴唇张几下，他就连连说：“吃啦吃啦！”他以为别人问他吃过饭没有呢。六叔在把一捆蒲草疏成细蒲丝，准备编鞋脸子。
袁家五叔六叔，是乡里有名的草鞋匠，当然是编得又快又好。他们能编各种各样的鞋，还能在鞋面上编出“江山千古秀”的字样来。他们编草鞋赚了一点钱，几年前娶了一个女人，起初好像说是给六叔娶的，可是后来听说五叔也在女人炕上睡，生了一个女孩，见到年轻一点的男人就追着叫爹。我叫过这个女人一段六婶，又叫过一段五婶。小轱辘子说五六三十。村里人嘴坏，因女人姓年，就叫她年三十了。我呼她三十婶，三十婶长得身高马大，扁扁的一张大脸，扁扁的两扇大腚，村里的年轻人都说她心肠好。她家的炕上炕下每到晚上就坐满年轻人，三十婶在他们中间像个火炉子一样，年轻人围着她烤火。五叔六叔也习惯了，吃过晚饭就下窨子编草鞋，一直编得鸡叫头遍才回家，五叔回六叔就睡在窨子里，六叔回五叔就睡在窨子里，兄弟两个几乎不说一句话。
我父亲编草鞋的手艺不行，就让我跟五叔和六叔学。我的位置在五叔六叔对面，一抬头就能看到他们善良的脸，稍低头就看到他们密密麻麻的手指飞动。我上学不认字，学编草鞋却灵，只一个冬天，就超过了父亲，无论是在速度上还是在质量上。父亲准备改行蘸糖葫芦或是捏泥孩子泥老虎，他好像不愿意败在儿子手下。我刚刚十一岁。
一线寒光从窨子顶上那块塑料薄膜上透下来，一滴滴晶亮的水滴挂在白霉斑斑的玉米秸子上，永远也不下落。父亲白天去集上探了探行情，发现蘸糖葫芦和捏泥孩都比编草鞋赚钱更容易。他决定我们爷俩一起改行，不编草鞋了。我舍不得离开温暖的地窨子，合不得地窨子里的热闹劲儿。但父亲已决定了，我没有说话的权利。父亲去集上遭了风寒，发热头痛。奶奶用白面生姜大葱熬了一盆疙瘩汤，让他喝了发汗。汤上漂着绿葱叶和铜钱大的油花。我盼望着父亲胃口不好，不要把汤喝光。父亲胃口好极了，喝得呼噜呼噜响。父亲喝完了汤，还用舌尖舔光了盆。他满脸通红，让我下窨子去把那双尖脚鞋拾掇完，明几个逢马店集，让我把已有的三十双草鞋背到集上卖了。我一声不吭出了家门。
我坐在我坐惯了的位置上，背倚着潮湿的土壁，看着一缕缕黑烟从灯火上直冲上去，五叔六叔瘦瘦的脸上都涂了一层蜡黄。我拿起那只编了一半的草鞋，感到手拙笨得很。这是最后一夜在窨子里编草鞋了。明天之后，我就要挑着鲜红的糖葫芦或是背着花花绿绿的泥玩具跟着父亲串街走巷高声叫卖了。我认为这新的职业下贱卑鄙，是靠心眼子挣饭吃，不是像草鞋匠一样靠手艺挣饭吃。父亲因为无能才改行，我本来有希望成为最优秀的草鞋编织家，却被父亲这个绝对权威给毁了。
窨子口的草帘子响动，我知道一定是小轱辘子来了。隔了一会儿帘子又响，我知道是于大身来了。
小轱辘子是个光棍，有人说他快四十岁了，他自己说二十八岁。有人说他挣的钱有一半花在西村一个寡妇身上，他也不反驳。有人劝他把那寡妇娶了，他说：偷来的果儿才香呢。一人冬，他不出远门，白日里挑着家什在周围的村里转转，夜里就来蹲窨子。他没有窨子不能活，窨子里没他也难过。我真怕白天，白天窨子里只有严肃的爹、羞怯的五叔、聋子六叔，有时也许有几个闲汉来，都不如小轱辘子和于大身精彩。我盼望着天黑。
于大身是个虾酱贩子，身上总带着一股腥味。他有一条扁担，又长又宽，暗红的颜色，光滑得能照人影。于大身贩虾酱全靠着拉洋车练出来的好腿和这条好扁担。他身个中等，人也不是太结实的样子，但传说他挑着二百斤虾酱一夜能走一百五十里路。好汉追不上挑担的。于大身的扁担颤得好，颤得像翅膀一样，扁担带着人走不快也得快。于大身下窨子不如小轱辘子经常，他卖完一担虾酱，必须赶夜路再去北海挑。他的虾酱从不卖给本乡人，有人要买，他就说：“别吃这些脏东西，屎呀尿呀都有。”有人说他一百斤虾酱能卖出二百斤来，一是加水，二是加盐。本乡人吃不到他的虾酱，大概是他不愿坑骗乡亲吧？其实一样，他不在本乡卖，本乡人就买外乡虾酱贩子照样加水加盐的虾酱吃。
于大身五十多岁了，年轻时在青岛码头上混，什么花花事儿都经过。他有时在窨子里讲在青岛逛窑子的事，讲得有滋味，小轱辘子听得入神，口水一线线地流出来。我低着头听，生怕漏掉一个字，生怕别人知道我也在听，而且还听得很懂。父亲有时也加入这种花事的议论中去，出语粗秽；我心中又愧又恶心，好像病重要死一样。我不敢承认某些严酷的事实。想象别家的女人时，有时是美妙的，但突然想到自家的女人时，想到所有的人都是按着同样的步骤孕育产生，就感到神圣和尊严都是装出来的。
我想得出神人化的时候，父亲在我身旁就会厉声喝一声：“心到哪里去了？快编！”
于大身还说过一件趣事呢，他说他有一年去夏庄镇卖虾酱，从木货市南头宋家巷子里，出来一个吊眼睛高身条的半大脚女人，脸上搽胭脂抹粉，衣裳上灰尘不染，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善物c那女人要买虾酱，他把挑子挑过去。女人揭开桶，舀了点虾酱闻了闻，说：“卖虾酱的，你往桶里撒尿了吧？怎么臊乎乎的？”旁边几个人哧哧地笑。于大身不知厉害，骂道：“臭娘儿们，我往你嘴里撒了尿。”女人白粉里涨出张紫脸来，紫脸上镶着蓝眼，破了口大骂。巷子里涌出一群群看热闹的人，没人敢上去劝那女人。于大身知道碰上难缠的角色了，想软下来又怕丢面子，就紧一句慢一句地与那女人对骂。看客愈多那女人愈精神。精神到热火头上，于大身说，可了不得了！只见那女人把双手往腰里抄去，唰地抽出裤腰带，搭在肩膀上，把裤子往下一褪，世上的人都不敢睁眼。女人翘着屁股，在两个虾酱桶里各撒了半泡尿。女人走了，于大身傻了眼。后来，过来一个人，拍拍他的肩头，说：“小伙子，你闯下大祸了！你知道她是谁吗？她就是有名的‘大白鹅’啊，这个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上她的炕，她要是想毁你，歪歪嘴巴就行了。”于大身大惊失色，那人说：“伙计，不要慌，我这里有一条计，只要你豁出去面皮，保你平安无事，还要交上好运。”那人把嘴附到于大身耳上，如此这般地说了一番。
那天于大身说到这里时，就像猛醒似的说：“哟，光顾了说话了，忘了时辰，我今天夜里还要去北海挑虾酱哩！”
众人拉着他不让走。
小轱辘子说：“老于头，你别卖关子，快说快说。”
五叔不紧不慢地说：“老于，说完吧，一条什么计？”
于大身挣脱小轱辘子扯着他的衣服的手，求饶似的说：“小轱辘子，行行好，放了我吧，这件事麻缠多着呢，没有半夜说不完，走晚了我就赶不上时辰了，你不知道北海那边的规矩，贩虾酱的人多着呢，日头冒红时我要是撵不进去，就得在北海待三天。那边，可不是人能多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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