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事儿,是我继续叙说呢还是由你来说?我征询着大头儿的意见。他眯缝着眼睛,似乎在看我,但我知道他的心思根本不在我的脸上。他从我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放在鼻下嗅着,噘着嘴,不言语,仿佛在思考什么重大问题。我说,你小小年纪,可不能染上这恶习。如果你五岁就学会吸烟,到你五十岁的时候,那还不得吸火药?他没理我的话茬儿,头歪着,耳轮微微颤抖,似乎在谛听什么。我说,我就不说了吧,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没啥好说的了。他说,不,你既然开了头,就得结尾。我说不知道从何处说起了。他翻翻白眼,道:
“集市,拣热闹的说。”
我在集市上观看过许多场游斗,每次都兴致勃勃,心中充满快乐。
在集市上,看到了那位与我爹有交情的陈县长被游街示众,他头皮刮得乌青——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刮成光头是为了防止那些红卫兵们揪他的头发——腰上套着一具用纸壳糊成的驴,在锣鼓声中,他节拍分明地奔跑着,舞蹈着,脸上挂着白痴般的笑容。他这样子,与正月里扮耍的民间艺人十分相似。因为他曾在大炼钢铁期间骑着我家的黑驴到处视察,当时就有人给他起了一个“驴县长”的绰号。“文化大革命”一起,红卫兵们为了增加游斗走资派的娱乐性和可视性,吸引更多的观众,就把民问艺人家的纸驴给他骑上了。许多老干部写回忆录,回忆到“文化大革命”时,总是写得血泪斑斑,把“文革”期间的中国描绘成了比希特勒的集中营还要恐怖的人间地狱,但我们这位县长却用幽默而又生动的笔调,写了他“文革”初期的遭遇。他说他骑着纸驴,在全县的十八个集市被游斗,把身体锻炼得无比结实,原来的高血压、失眠等毛病全都不治而愈。他说他一听到锣鼓点就兴奋,腿脚就颤抖,就像那头黑驴见到母驴就弹蹄喷鼻。结合着他的回忆录,回忆当年他套着纸驴舞蹈的情景,我就明白了他脸上为什么有那痴痴的笑容。他说他只要一踏着锣鼓点,搬弄着纸壳驴舞蹈起来,就感到自己渐渐地变成了一头驴,变成了全县唯一的单干户蓝脸家的那匹黑驴,于是他的心思就飘飘荡荡,悠悠忽忽,似乎生活在现实,又恍惚进入了美妙的幻景。他感到自己的双脚分权成了四蹄,屁股后生出了尾巴,胸脯之上与纸毛驴的头颈融为一体,就像希腊神话中那些半人半马的神,于是他也就体会到了做一匹驴的快乐和痛苦。“文革”期间的集市,并没有多少商品交易,集市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大都是来看热闹的。已经是初冬时节,人们多半穿上了棉袄,也有一些年轻人为了俏丽穿着单衣。人们的胳膊上都套着一个红色的袖标。穿着黄色或是蓝色的军便装单衣的年轻人,胳膊上套上红色袖标显得格外神气,是增色添彩,但那些穿着黑色的、油垢发亮的破棉袄的老人,胳膊上套上红袖标就显得不伦不类。一个卖鸡的老太太,倒提着一只鸡,站在供销社门口,胳膊上也戴着一个红袖标。有人问她:大娘,您也人了红卫兵?她噘噘嘴,说:闹红嘛,哪能不入?——您老是哪一派的?是“井冈山”的,还是“金猴奋起”的?——去你娘的,别对我说这些没用的,要买鸡就买,不买滚你娘的蛋!
宣传车开过来了,是辆从朝鲜战场上淘汰下来的苏制嘎斯51大卡车,久经风吹雨打日晒,原先草绿色的油漆已经黯淡,车头顶盖焊上一个铁架子,铁架子上捆扎着四个大功率的高音喇叭,车后厢里固定着一台汽油发电机,车厢两边站着两排穿着仿制军装的红卫兵,都是一只手把着车厢边缘,一只手攥着《毛主席语录》。他们的脸通红,也许是冻的,也许是被革命的激情所燃烧。其中一个女的,眼睛有些斜视,嘴角上翘,充满笑意。大喇叭发出震天动地的声响,使一个年轻的农妇受惊流产,使一头猪受惊头撞土墙而昏厥,还使许多只正在草窝里产卵的母鸡惊飞起来,还使许多狗狂吠不止,累哑了喉咙。先是放《东方红》,然后停止。听到了发电机的轰鸣和喇叭里发出的尖厉声响,然后便有一个清脆的女声响起。这时我攀上了一棵老树,看到了在车厢正中,摆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放着一台机器和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麦克风,椅子上端正坐着一个头扎小辫的姑娘,还有一个留着分头的青年。姑娘我不认识,那男青年是到我们村搞过“四清”运动的“大叫驴”小常!后来我才知道,小常已经分配到县剧团,并造反当了“金猴奋起”的司令员。我在树上大声喊叫着:小常!小常!大叫驴!但我的声音被喇叭里的高音淹没了。
那个姑娘对着麦克风喊叫,喇叭把她的声音扩大得震耳欲聋,整个高密东北乡都听到了这样的话:走资派陈光第,这个混进党内的驴贩子,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与高密东北乡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单干户蓝脸结拜兄弟,充当单干户的保护伞。陈光第不但思想反动,而且道德败坏,多次与一头母驴通奸,致使那头母驴怀孕,生下了一个人头驴身的怪胎!
好啊!人群中爆发了一阵欢呼。车上的红卫兵在“大叫驴”的率领下喊起了口号:打倒驴头县长陈光第!——打倒驴头县长陈光第!!——打倒奸驴犯陈光第!——打倒奸驴犯陈光第!!“大叫驴”的嗓门,经过高音喇叭的放大,成了声音的灾难,一群正在高空中飞翔的大雁,像石头一样噼里啪啦地掉下来。大雁肉味清香,营养丰富,是难得的佳肴,在人民普遍营养不良的年代,太上掉下大雁,看似福从天降,实是祸事降临。集上的人疯了,拥拥挤挤,尖声嘶叫着,比一群饿疯了的狗还可怕。最先抢到大雁的人,心中大概会狂喜,但他手中的大雁随即被无数只手扯住。雁毛脱落,绒毛飞起,雁翅被撕裂了,雁腿落到一个人手里,雁头连着一段脖子被一个人撕去,并被高高举到头顶,滴沥着鲜血。评多人按着前边人的肩膀和头顶,像猎犬一样往上蹿跳着。有的人被踩倒了,有的人被挤扁了,有的人的肚子被踩破了,有的人尖声哭叫着,娘啊,娘啊……哎哟,救命啊……集市上的人浓缩成几十个黑压压的团体,翻滚不止,叫苦连天,与喇叭的啸叫混杂在一起,哎哟我的头啊……这场混乱,变成了混战,变成了武斗。事后统计,被踩死的人有十七名,被挤伤的人不计其数。
有的死者被亲属们抬走,有的拖到屠宰组门前等待认领,有的伤者被亲属们送到医院或是送回家中,有的自己往路边爬,有的一瘸一拐地往自己要去的地方走,有的趴在地上大声哭泣。这是高密东北乡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死人,后来虽有真正的、计划周密的武斗,砖头瓦片满天飞,刀枪棍棒一齐舞,但伤亡人数都没有这次多。
我在大树上,非常安全。我在大树上,居高临下,目睹了事件的全部过程,看清楚了每一个细节。我看到那些大雁是如何坠落下来又怎样被人们野蛮分解。我看到在这个事件过程中那些贪婪的、疯狂的、惊愕的、痛苦的、狰狞的表情,我听到了那些嘈杂的、凄厉的、狂喜的声音,我嗅到了那些血腥的、酸臭的气味,我感受到了寒冷的气流和灼热的气浪,我联想到了传说中的战争。尽管“文革”后编写的县志把雁从天落解释为大雁得了禽流感,但我始终不渝地认为大雁是被高音喇叭强烈而尖锐的声音震下来的。
骚乱平息之后,游街继续进行。经历了这场突发事件的人们,行为拘谨了一些,原先万头攒动的集市上闪开了一条灰白的道路,道路上有一摊摊的血迹和踩得稀烂的雁尸。风过处,腥气洋溢,雁羽翻滚。那个卖鸡的老妇人,用红袖标擦拭着鼻涕眼泪在街上蹒跚、哭叫:我的鸡啊,我的鸡……你们这些遭枪子儿的强盗,还我的鸡啊……
嘎斯51大卡车停在牲口市和木头市交界处,那些红卫兵多数下了车,神情倦怠地坐在一堆散发着松脂香气的木头上。公社食堂里那个脸上有麻子的炊事员宋师傅,挑着两桶绿豆汤前来慰问县城里来的红卫兵小将,桶里冒着热气,绿豆汤的香味儿四溢。
宋麻子把一碗汤捧到汽车前,高举过头顶,请车上的司令“大叫驴”和那个担任播音员的女红卫兵喝。司令不理睬他,对着话筒,怒气冲冲地喊:把牛鬼蛇神押上来!
于是,以驴县长陈光第为首的牛鬼蛇神们,就从公社大院里欢天喜地地冲出来。正如前边所述,驴县长的身体与纸壳驴融为一体,刚出场时,他的头还是一个人的头,但舞动片刻,变化发生,就像后来我在电影与电视里看到的那些特技镜头一样,他的耳朵渐渐长大,耸起,如同热带植物肥大的叶片从茎杆上钻出,如同巨大的灰蛾从蛹里钻出身体,绸缎般闪烁着灰色的高贵光泽,附着一层细长的茸毛,用手摸上去手感肯定极好。然后脸部拉长,双眼变大,并向两边偏转,鼻梁变宽,并且变白,附着白而短的绒毛,用手摸上去手感肯定极好。嘴巴下垂,分成上下两片,嘴唇变得肥厚,用手摸上去手感肯定极好。两排雪白的大牙本来是被驴唇遮掩着的,但是他一看到那些戴着红袖标的女红卫兵就把上嘴唇用力翻卷起来,龇出了两排大白牙。我家养过公驴,我十分清楚驴的习性。我知道驴一旦卷起上嘴唇就要发骚,然后就要把原本隐藏着的硕大的鸡巴伸出来展示。但幸亏陈县长人性尚存,变驴变得还不彻底,所以他尽管卷唇龇牙但鸡巴还比较含蓄。紧跟在他身后的是原公社书记范铜,对,就是那个给陈县长当过秘书、酷爱吃驴肉的人,因为他最爱吃驴的鸡巴,红卫兵们就给他用高密东北乡盛产的大白萝卜刻了一根,其实也没动多少刀功,萝卜头上用刀子稍旋了几下,用墨汁涂黑了即可。人民群众的想象力十分丰富,没人不知道这根染黑了的萝卜象征何物。这姓范的愁眉苦脸,因身体肥胖而行动迟缓,步伐凌乱而不合锣鼓点儿,让牛鬼蛇神队伍混乱,手持藤条的红卫兵抽打他的屁股,抽一下他就跳一下,同时哭嚎一声。便改抽他的头,他慌忙用手中的仿驴属去招架,仿驴屌被抽断,显出萝卜真相,白而脆,汁液丰富。群众哈哈大笑。红卫兵也忍俊不禁,把范铜拎出来交给两个女红卫兵,逼着他当场把这根断成两截的驴属吃掉。范铜说墨汁有毒不能吃。女红卫兵小脸通红,仿佛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你这个流氓,你这个臭流氓!不用拳打,只用脚踢。变换着姿势踢。范铜遍地打滚,哀嚎不止,喊叫:小将,小将,别踢了,我吃,我吃……抓起萝卜,狠命咬了一口。快吃!又咬了一口,腮帮子撑得老高,无法咀嚼。着急着下咽,噎得翻白眼。在驴县长的带领下,十几个牛鬼蛇神各出奇招,让观众大饱眼福。敲锣打鼓拍钹的,是专业的水平,原本是县剧团的武场,能敲打出几十套花样,乡村野戏班子那些人,跟他们无法相比。我们西门屯的锣鼓班子跟他们相比,简直就是敲着破铜烂铁吓唬麻雀的顽童。
西门屯的游街队伍从集市的东头来了。背着鼓的是孙龙,敲鼓的是孙虎,打锣的是孙豹,拍钹的是孙彪。孙家四兄弟是贫农的后代,锣、鼓、钹、镲这些能发出巨响的家伙,理应掌握在他们手中。在他们前边,是村里的牛鬼蛇神走资派。洪泰岳躲过了“四清”但没躲过“文革”。他头上戴着一顶纸糊的高帽子,背上糊着一张大字报。仿宋字体,刚劲有力,一看就知道是西门金龙的笔迹。洪泰岳手里还举着一块边缘上缀着铜环的牛胯骨,让我联想到他的光荣历史。他头上那顶纸帽子与他的头颅尺寸不符,东倒西歪,必须及时扶正。如果他不能将头上的高帽子及时扶正,就有一个浓眉高鼻的青年用膝盖顶他的屁股。这青年就是我的重山哥哥西门金龙。他公开的名字还是叫蓝金龙。他聪明透顶,不愿改姓,因为一改姓他的出身就会变成为恶霸地主,就会变成人下之人,我爹虽是单干户,但雇农的成分不变,雇农,这顶金帽子,在那个年代里,闪闪发亮,千金难买。
我哥穿着一件真正的军装上衣,是从他的好友“大叫驴”小常那里弄来的。我哥上穿真正的军装,下穿蓝条绒裤子,脚蹬白塑料底黑咔叽布面紧口鞋,腰上扎着一条三指宽的铜扣牛皮腰带,这样的腰带总是扎在英武的八路军或新四军军官的腰上。现在却扎在我哥的腰上。他高高地挽着袖子,红卫兵袖标松松地套在上臂。村民们的红袖标是用红布缝成,袖标上的字是用纸板镂空黄漆漏刷。我哥的袖标是上等的红绸子,袖标上的字是用金黄色的丝线刺绣。这样的袖标全县只有十只,是县工艺品厂那位技艺高超的女技师连夜赶制的。她只绣了九只半袖标就吐血而死。血染袖标,十分悲壮。我哥所戴,就是那只绣了一个“红”字、沾着血的。剩下的两个字,是我的姐姐西门宝凤补绣而成。我哥是去县“金猴奋起”红卫兵司令部拜访他的朋友“大叫驴”时得到这件宝物的。两只“叫驴”久别重逢,兴奋无比,握手拥抱,行革命时期的致敬礼,然后诉说别后情景及县里与村里的革命形势。尽管我没在场,但我知道“大叫驴”肯定会问起我姐的情况,他的脑子里,肯定还留存着我姐的形象。
我哥是去县里取经的。文化大革命兴起,屯子里人都蠢蠢欲动,但不知道这命是如何革法。我哥聪明,能够抓住问题的根本。“大叫驴”只告诉他一句话:像当年斗争恶霸地主一样斗争共产党的干部!当然,那些已经被共产党斗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也不能让他们有好日子过。
我哥心领神会,身上的血仿佛沸腾了。临别时,“大叫驴”将这个未完成的红袖标和一束金黄丝线赠给我哥,说你妹妹心灵手巧,让她帮你绣完吧。我哥从挎包里摸出我姐带给“大叫驴”的礼物:一双用五彩丝线精心刺绣的鞋垫。我们这里的姑娘,送给谁鞋垫,就意味着愿意以身相许。鞋垫上绣着鸳鸯戏水。红线绿线,千针万线,精美图案,情意绵绵。两个“叫驴”,面皮都有些发红。“大叫驴”收下鞋垫,说:请转告蓝宝凤同志,鸳鸯呀,蝴蝶呀,都是地主资产阶级情调,无产阶级的审美观,是青松、红日、大海、高山、火炬、镰刀、斧头,如果要绣,就绣这些东西。我哥庄严地点头承诺,一定把司令的话转告我姐。司令将身上的军装褂子脱下来,郑重地说:这是我的一位在部队当指导员的同学送给我的,看看,四个兜儿,货真价实的军官服,县五金公司那个小子,推来一辆全新的“大金鹿”牌自行车,我都没舍得换给他!
我哥回村后就成立了“金猴奋起”红卫兵西门屯支队,军旗一竖,群起响应。村子里的年轻人,平日里就对我哥敬佩得不行,现在总算找到了拥戴的机会。他们占据了大队部,卖了一头骡子两头牛,换回了一千五百元人民币。他们买来红布,赶制袖标、红旗、红缨枪,还买来高音喇叭播放机,剩下的钱买了十桶红漆,把大队部的门窗连同墙壁,刷成了一片红,连院子里那棵杏树也刷成了红树。我爹对此表示反对,被孙虎在脸上刷了一刷子,使我爹的脸半边红半边蓝。我爹嘈嘈着骂,金龙冷眼旁观,置之不理。我爹不知进退,上前问金龙:小爷,是不是又要改朝换代了?金龙双手卡腰,胸脯高挺,斩钉截铁般地说:是的,是要改朝换代了!我爹又问:您是说,毛泽东不当主席了?金龙语塞,片刻,大怒:把他的那半边蓝脸也刷红!孙家的龙、虎、豹、彪,一拥而上,两个别着我爹的胳膊,一个揪着我爹的头发,一个抡起漆刷子,把我爹的整个脸上,涂上了厚厚一层红漆。我爹破口大骂,那红漆就流进他的嘴里,把牙也染红了。我爹的样子,实在可怕,那两只眼睛,变成了两个黑洞,睫毛上的漆,随时都会浸到眼珠上。我娘从屋子里跑出来,哭叫着:金龙啊,金龙,他是你爹啊,你怎么能这样对他?金龙冷冷地说:全国一片红,不留一处死角。“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这些走资派、地主、富农、反革命的命,单干户,也不留,如果他还不放弃单干,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就把他放到红漆桶里泡起来!我爹抹一把脸,又抹一把脸,他抹脸是感觉到红漆要流进眼睛里了,他抹脸是怕红漆流进眼睛里,但可怜他一抹脸反倒把更多的红漆抹到眼睛里去了啊!油漆杀眼,疼得我爹蹦高,哇哇怪叫。蹦累了,遍地打滚,身上沾满了鸡屎。我娘和吴秋香养的鸡,都被这满院子的红色与这个红脸人吓得神经错乱,不敢进窝归宿,飞到墙头上,飞到杏树上,飞到屋脊上,鸡爪子上沾了红漆,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留下红色的爪痕。我娘哀哭不止,大声唤我:解放啊,我的儿,快去找你姐回来,救救你爹的眼……我端着一杆从红卫兵手中夺来的红缨枪,憋了一腔怒火,准备在金龙的身上扎出几个透明的窟窿,看看从这个六亲不认的家伙身上,到底会流出什么样的液体,我猜想,他的血,应该是黑的。母亲的哀求和爹的惨状,使我不得不暂且放下洞穿西门金龙的念头,救我爹的眼是头等大事。我拖着红缨枪,跑上大街。看到我姐了吗?我问一个白发老太婆,老太婆搓着流泪的眼,连连摇头,似乎听不懂我的话。我问一个秃顶的老头儿:见到我姐了吗?他佝偻着腰,傻傻地笑着,指指自己的耳朵,噢,他是聋子,听不到任何声音。看见我姐了吗?我扯住了一位推车人的肩膀,那人的车子歪倒,篓子里的卵石磨擦着、光滑着、清脆地响着滚在大街上。他苦笑着摇摇头,没有发脾气,按说他是可以发脾气的,但是他没有发,他是屯子里的富农伍元,吹得好洞箫,呜呜咽咽,有高士雅韵,很古的一个人,如你所说,他曾是恶霸地主西门闹的好友。我往前飞跑,伍元在我身后往篓子里捡卵石。卵石是往西门大院送的,遵从的是“金猴奋起”红卫兵西门屯支队司令西门金龙的命令。我与迎面跑来的黄互相撞了个满怀,屯里的姑娘大都剃成了很男性化的小分头,露着青青的头皮和白白的脖颈,唯有她还顽固地留着一根大辫子,辫梢还扎着红头绳,封建,保守,死性,可以与我爹的坚持单干不动摇相媲美,但没过多久,她的大辫子就派上了用场,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她简直不用化妆,李铁梅就是这样一条大辫子啊。连县剧团里演李铁梅的演员都要接续上一条假辫子,但我们的李铁梅却是真辫子,每根头发都连着头皮。后来我才知道,黄互助宁死不剪头发,是因为她的头发上有毛细血管,一剪就往外渗血丝儿,她的头发根根粗壮,抓上去肉乎乎的,这样的头发,世所罕见。撞了个满怀后我问她:互助,看到我姐姐了吗?她张开嘴又闭上,欲言又止的样子,很冷淡,很蔑视,很不是个意思。我顾不上她的表情,拔高嗓门:我问你看到我姐了吗?她问,她明知故问:谁是你姐姐?妈了个巴子的黄互助,你难道不知道谁是我姐姐?如果你连谁是我姐姐都不知道那你连谁是你娘也不知道了。我姐姐,蓝宝凤,卫生员,赤脚医生。你问的是她?互助小嘴一歪,极端鄙视的口吻,明明醋溜溜但却装正经地说:她呀,在小学校里,与马良才麻缠呢,快去看看吧,两条狗,一公一母,一个更比一个浪,这会儿,差不多配上了!她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想不到古古典典的互助,竟然说出这样粗野的话。——都是被“文化大革命”闹的!大头儿蓝千岁冷冷地说。他的手指又无端地流出血来,我急忙把早就备好的灵药递给他,他把手指沾上一些药,血立即就止住了——她涨红的脸.圆鼓鼓的胸脯子,使我马上明白了,她虽然未必暗恋马良才,但看到马良才黏乎我姐她心中也不自在。我说,我暂且不理你,改天收拾你,你这个浪货,恋着我哥——不,他已经不是我哥了,他早就不是我哥了,他是西门闹留下的坏种。那你的姐也是西门闹留下的坏种,她说。我被她一语噎住,如同吞下了一块热黏糕。她跟他不一样,我说,她善良,她温柔,她的心是好的,血是红的,还有人味,她是我姐姐。她很快就会没有人味的,她身上有狗腥气,她是西门闹与一条母狗交配出来的狗杂种,每逢阴雨天气就散发狗腥味。互助咬牙切齿地说。我调转红缨枪想捅了她,革命时期,民办枪毙,夹山人民公社已经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村了,麻湾村一天一夜就杀了三十三人,老的八十八岁,小的十三岁,有的用棍棒打死,有的用铡刀铡成两截。我举起红缨枪,对准她的胸膛,她挺起胸膛,往前送:戳吧,你有种就戳死我吧!我早就活够了,我活得够够的了。说着,眼泪就从她好看的眼睛里滚了出来。这有点莫名其妙,这有点难以捉摸,这个互助,从小跟我一起长大,小时候我们都光着屁股在沙土堆上玩耍,她突然对我双腿问的小鸡鸡发生了兴趣,回去哭着跟她娘吴秋香要小鸡鸡,为什么解放有我没有,吴秋香站在杏树下大骂:解放你这个小流氓,再敢欺负互助,小心我把你那鸡巴给你剪了去!往事历历在目,但一转眼这互助就变得比河里的鳖湾还要深不可测。我转身逃跑,女人的泪,我受不了。女人一哭我的鼻子就酸了。女人一哭我就晕了。这软弱的脾性害了我一辈子。我说:西门金龙把红漆倒在我爹眼里了,我要去找俺姐救俺爹的眼……活该,你们一家,狗咬狗吧……她恶狠狠的话,在很远处响着。我可算摆脱了这个互助,我有几分恨她,有几分怕她,有几分恋她,尽管我知道她不喜欢我,但她毕竟告诉了我我姐姐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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