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全县的学校都在做一件事情：精简人员。
白麻子害怕起来了，一下子变得对我很亲热。只要一见到我，就笑嘻嘻的。那天中午，我在棚子下吃饭，白麻子走过来，“林冰，你来一下。”见我把饭盒摆在桌上，又补充了一句，“把饭盒带上。”
我拿着饭盒跟他走进食堂。
他揭开盆盖，然后用长柄铁勺舀了一灼红烧肉倒进我的饭盒。
白麻子烧的红烧肉是很地道的。即使今天，我的记忆里还飘散着那种味道。我扣上盒盖，赶紧走出了食堂。
从此以后，我总能不断地从白麻子那里弄到好吃的。
一开始，我还有点“硬骨头”的样子，脖子梗梗的。但白麻子不管，执意要向我表示亲热。加之那些美味挡不住的诱惑，我便不卑不亢地接受了他的亲热。我们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一种默契，进行着—种无声的交易。但双方在给予和接受时，又都故意忘却了它的背景，而竭力做出很自然的样子，似乎想使对方感觉到，这一切皆是没有什么原因的。我们把“交易”几乎抹得—丝不剩，我甚至常到食堂来与他聊天。我好像真的忘记了一切，我什么也没看见。
马水清用手掐了一下我的腮帮子，“白麻子想把女柳嫁给你。”
我踢了马水清一脚，但没踢着。
施乔纨对我也好起来。她扮演的是—个母亲的形象，—个圣洁的、温柔而又慈爱的母亲。她总叫我“小林冰”。这“小”
字，一下子把她与我的位置都标了出来：她是给予爱抚的，而我是接受爱抚的。她或是用疼爱而又嗔怪的样子说：“膝盖都磨破了，还去打篮球！”或是板着脸却在目光里透出一丝温暖，‘你这孩子太不讲卫生，把萝卜在袖子上擦擦就吃下去了，就不怕肚里生虫子？“有一回，她甚至用手抚摩了一下我的脑袋。这—抚摩，就永远把我固定在了”小孩“的位置上。
夏天到了，我们都脱去了长裤和长袖衫，身体自由多了，总想蹦踺。白天长了，又总有许多时间玩耍。然而油麻地中学除了树荫下几张水泥乒乓球桌（已缺角），就那么一块篮球场。那时节，我们总喜爱那些肉体相触相撞扭打在—起的活动，喜爱弄得满身泥灰，喜爱将对方挠破或被对方挠破，喜爱被人绊了—个狗吃屎趴在地上直哼哼，喜爱集体性的争斗，喜爱—伙人与另—伙人打得头破血流。因此，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喜欢打篮球。我、马水清、刘汉林总喜欢分在一边。
我从小就很机灵（有人说我是“灵雀子”），身体极轻巧灵便，善于突破、躲避和隐藏（有人叫我“猴子”）。我最得意的—招，是我能在急速的奔跑中突然刹住脚步。我深知自己这一能力的妙处，因此经常去捉弄些个头高大、身体笨重的同学。我去撩逗他们，直把他们撩逗急了，要抓住我揍一顿。我奔跑开去，他们就在后面穷追。我并不把他们落下很远。我不停地躲闪，只是让他们的手稍微碰到我一下，却总逮不住我。等折腾了几个来回，我笔直地跑去，并越跑越快。我要把他们的奔跑惯性拉到最大的限度。这时，我直朝一棵大树跑去。当我离树只有一尺远时，我突然—闪，改变了奔跑方向，而迫我的人却一头撞在树上，跌坐在地上。要不，我直朝一条小渠跑去。当我到达渠边时，突然—闪，改变奔跑方向，沿着渠边跑开了，而追我的人却扑通跌进了水渠里。这一招，我在篮球场上经常使用，并且总是连连得手。
马水清打球的样子极难看，张牙舞爪，运球走动时，像头跛脚牛一颠一颠的，但他的倒手勾球却使人防不胜防。刘汉林的“端大便桶”自然是—绝。我们三个非常善于打小配合，因此，我们是油麻地中学篮球场上的一景。我们几个便越发地喜爱打篮球。逮到机会，就抱—只瘪瘪的蓝球往球场跑。如果没有课，能玩到天黑见不着人影，光凭球过来的“嗖嗖”声去判断球的位置，去枪球、运球、投球。我不止一次判断失误，被球砸中脑门，满眼金星地摔在地上，手—摸，鼻子底下湿乎乎的——流血了。
这天中午，我、马水清和刘汉林，加上另外两个同学，与初三的几个同学约好，下午两节课后要与他们比赛。由于渴望那时刻的到来，下午听课我就没有听进去—句，我们几个都眼巴巴地等下课。好不容易熬到了下课，我抱了篮球第一个冲出教室。
但球场上已有人：初一（二）班在加上体肓课。体育老师不在，他们自己就把体育课变成了打篮球。
我们只好站在球场外面，不时地进行一些小小的捣乱。比如球滚来了，我就一脚将它踢到了远处的麦地里。
在等待期间，我不时用眼睛瞟—下球场上的杜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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