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长明离开油麻地镇时,只留下一句话:必须抓到汤文甫。
汤文甫开始了漫长的逃亡。
汤庄被派了—个十五人的工作组,大会小会开了数十次,男的女的,大的小的,皆被—一教育到了,汤庄已不可能有—个人家可以收留窝藏汤文甫。他成了一个孤魂,一只昼伏夜出的狐狸。捉拿汤文甫的告示,贴遍了方圆一百八十里的地方。有人说,汤文甫逃到云南贵州一带去了。也有人说,汤文甫还在汤庄的某—个人家。还有人说,他往东北深山老林逃了,人已到了苏联。这期间,出现过两回紧张的捉拿。一回,是从相邻的公社传过来的声音引起来的:“抓汤文甫呀!”这叫声一路传过来,就引出无数的叫声:“抓汤文甫呀!”另一回,是油麻地镇上的两个孩子开玩笑引起的。一个小孩挨了另一个小孩的打,就去追他,眼见着追不上了,就跑着大叫:“抓汤文甫!抓汤文甫!”
油麻地立即喊声如潮。
社会似乎稍微安定了—些。油麻地中学又开始上课了。镇上到处贴的大字报,几经风雨,已破破烂烂,如同脓疮将愈前欲掉未掉的结痂。天空依旧,田野如常,吃喝拉撒睡还是吃喝拉撒睡,只是多了些腐败,多了些仇恨,多了些虚伪与奸猾。淳朴的乡村从此再也不能淳朴了。好端端的民众,眼见着都在往“刁民”的路上迈进。我们经了风雨,现在又睁了眼看着这个经了风雨的世界,把浪漫与天真、稚拙与纯情,一寸—寸地遗留在了往日的时光里。
马水清和我还是经常去吃猪头肉,但似乎不再是从前的趣味了。那时,我们几个只是纯粹地吃猪头肉,而现在,心思一边在吃上,一边还在与吃无关的其他许多方面。
时间—长,我们将汤文甫也渐渐淡忘了。
暮春,天气暖烘烘的,整个世界成了一只大面盆,在发酵、膨胀,散发着甜丝丝的酸味。地里的庄稼呼啦呼啦地长着,河里的水似乎浓稠起来,甚至连空气都变得厚重了。人的肉体也在生发,原先在冬季里觉得空荡轻飘的衣服,现在变得紧束和沉重了。但我们必须穿着。那时,我们实际上只有两个季节的衣服:冬季的与夏季的。春季与秋季是没有衣服的。因此,。春季里只好将冬季的衣服汗津津地坚持着穿到夏季,而秋季里只好“咝咝哈哈”地将夏季的衣BR坚持着穿到冬季。如今,你暮春时穿了一件洁白的衬衫,将领口随意地开着,再披一件夹克,很潇洒很舒适地旅游去,你在车站与船码头,会看见成百成千的黧黑的面孔,他们皆穿着黑如浓云的棉衣,黑脖子上似乎有数不清的衣领,却就是不肯脱去—件,你会说:中国的乡下人特别耐捂。殊不知,这耐捂的本领,实际上是贫穷酿下的一种感觉的麻木。后来,我有了钱,我才有了季节。春夏秋冬,冷热寒凉,我穿的、盖的,才都有了层次,才觉到了肉体的舒畅。而当我的心情随了这层次的变化而变得愉悦时,总是想起那个粗糙而迟钝的从前,再走到车站与码头,再见到那些仍在我从前状况里的人们,就把一种同情涌上心来。
这时节,我们宿舍里的空气实在难闻,尤其是谢百三那一方散发出的气味。他的汗真是活活地毁了他,也毁了别人。最近,他又添了一双尼龙袜子。这汗在胶鞋里沤着尼龙袜子,制造出一种置人于死地的气味。
马水清说:“狗日的谢百三,汗比尿还糟糕!”
这天夜里,我躺在厚厚的被子里,直觉得浑身湿乎乎的,心里很烦躁,可将被子一踢开,又觉得凉得不行。盖盖,踢踢,踢踢,盖盖,很难入睡。大河那边的田野上,又有一只野鸡在叫,闹得人心烦不已。我心里发急,索性起来,到室外去了。外面的空气很新鲜,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往宿舍后面的大河边走去。
一只野兔在月光下跳跃着。我弯腰捡了—块泥块,突然地朝它砸去。它受了惊吓,就朝灌木丛跑去。我无心捉它,也知道根本捉不住它,但却有追它一下吓它一下的欲望,就跟着撵过去。它跑进灌木丛里。于是灌木丛里就响起“哗啦哗啦”的声响。我立即觉得这声音有点不对头:一只野兔是不能碰发出这样大的声响的。我大声问:“是谁?!”
灌木丛顿时安静下来。
我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又问:“是谁?再不回答,我可要砸了!”
灌木丛里又“哗啦哗啦”地响起来,先出来—个人头,紧接着出来整一个人。
“你是谁?”
那人轻声叫了—声:“林冰。”
“汤文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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