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绍全的铜匠铺又呈现出荒凉景象。
傅绍全不再养鸽子了,但学会了赌博。他常不在家。梅子每次见我找他,总是那句话:“又不知他死到哪儿去了。”有时撞到他,总见他头发蓬乱,面容憔悴,两眼疲倦无神。我对他说:“你不能再赌了。”他用双手搓搓发灰的脸,说:“不赌了。”
但这时如果听到梅子从阁楼上下来,他就会大声说:“大不了卖这幢房子!”梅子就从阁楼上走下来,乜他—眼,一句话不说,走到街上去了。傅绍全向梅子提出过离婚,但梅子—撇嘴,“你不怕丢人你就离。离了,看你还能找—个我这样的女人!”傅绍全回答她的,是对赌博的更疯狂地投入。
这地方赌博成风。小孩就爱赌,方法是玩“五七寸”。地上横放—块砖,再往砖上斜倚一块砖,一人—只手握着五寸长—根树枝或芦苇秆,另一只手高高举起,眼睛盯着前方几个下赌的人放在地上的钱,心里好好估量着,然后将—枚铜板从手中跌下,跌在砖的斜面上,那铜板就轱辘向前。等终于停住,就拿出“五寸”来在铜板与钱之间量,若够着了,就将地上的钱吃去。若够不着,便由下赌的人蹲下,用自己手中的“七寸”来量,若够着了,跌铜板的则如数掏钱。这玩法玩起来很上瘾。读小学时,我玩过,输光了就掏父亲的口袋。掏不着,就趴在地上用掏灰筢够鸡窝里鸡刚下的蛋,去小商店卖了,再接着玩。
上了岁数的人,就玩纸牌与麻将,赌注不很大,玩起来很文雅,也很温和(老年人受不了大起大落、瞬息万变的刺激)。但也上瘾,入了境,雷打不动。油麻地镇上的江婆,一天玩麻将时,天下起雨来了,小孙子来喊她回去收晾在外面篱笆上的棉被,她正在心里惦记着一张幺饼,朝小孙子挥挥手,“去去去,淋湿了就淋湿了!”
青年人既不玩“五七寸”,也不玩纸牌与麻将,而是玩骰子和扑克。这地方上的人管“骰子”不叫“骰子”,也不叫“色子”,而是叫“猴子”。那骰子往碗中突然地—放,在碗中滴滴答答地跳,活如猴子——故称“猴子”,颇恰当。“猴子”玩起来很让人害怕。几颗湿淋淋的脑袋抵一块儿,眼睛都直勾勾地望着桌上—只碗。当“猴子”跳起来时,—个个眼珠子就快要掉到碗里了。玩“猴子”是个气力活。那三只“猴子”紧紧握在拳头里,往碗里放时是用了全身的力气的。据说,劲越大,“猴子”
就跳得越凶,也就越能跳出好点数。因此,玩不—会儿,就会—个个脱光上衣,露出光脊梁来,还要声嘶力竭地叫唤,叫唤声能掀掉房顶。“吆五喝六”这个词,大概就是从玩“猴子”这儿引出来的。
当时禁赌也抓得很紧,玩“猴子”太张扬,不很适宜。于是,就玩扑克。玩的方法里头,有一种最厉害,名字就让人恐惧:火烧洋油站。四个人围一桌,每人只摸两张牌,然后摊出来比点数。输赢乃瞬间之事。玩起来,就见桌上钱来钱去,人的面孔就如川剧里耍面具,—会儿一变。那人性,那欲望,就不住地翻转出来给人看。还有那一桌子上的手,看了让人直冒虚汗。
傅绍全只玩“火烧洋油站”。
傅绍全赢的时候少,输的时候多。他做铜匠活儿挣得的钱,—分也不给梅子。梅子也不向他要。他就勉勉强强地赌着。后来越赌心越黑,输出的款项—日一日地大起来,做活儿挣的钱,还不够对付—局的。他就削价处理那些浇铸得很漂亮的铜铲铜勺,把凡能卖出去的货物都很便宜地卖了出去,一时间生意很兴隆。
这些钱也很快就输掉了。他开始向人家借钱。借时,总是编个谎话,说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急着用钱,并再三保证几日之后便可还钱。这钱是还不了的。于是到他家门上要账的人就渐渐多了起来。傅绍全自然不能待在家中,去别处躲了,人家就跟梅子要。
梅子有时也会拿出钱对付几个人,“你们以后再也不要借钱给他了。他不学好。”但梅子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对付所有的人,就说:“你们跟傅绍全要去!”傅绍全就在谎言、赌博与躲避中一日—日地混着。
梅子就天天把自己打扮得很体面,还用了点花露水,总把阁楼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秦启昌常拿出—些钱来给梅子。梅子说:“别管他。把这家输光了,我才高兴。”
梅子看上去很甜,并不像一个坏女人。只有到她轻盈地走路,把腰肢扭动起来时,才会勾起人的什么心思来。
秦启昌并不胡来,绝不普遍开花,此时只把好事留给梅子—人。
梅子有时也去秦启昌那儿。我去秦启昌那儿取鸽哨,就见进一回。梅子头发有点儿乱,脸红红的,嘴唇很湿润。
梅子像是将这世界上的—切都得到了,很满足,很安静,目光里无一丝邪恶与欲望。这一形象愈鲜明,傅绍全就愈不能忍受,索性赌它个终日不归。于是阁楼上便常有秦启昌。我每次去傅绍全家,抬头去望那阁楼时,总在心里认定,那上面又在故事里头——那阁楼注定了要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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