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下了一场大雪，总算冲淡了一些荡漾在寨子里的那股愁苦。
一天晚上，小阁楼里传出了曼丽和宽子的大声争吵，刚要听个头绪，只剩下一个男人的哭声了。这些消息让我们断定英莲当时根本没在家里。
第二天，杨仁君在全寨人大会上宣布土改已经告一段落，新社会了，一些陈规陋习也应该逐步铲除，譬如拜年吧，还可以拜，但决不能再磕头了，婚葬喜事也应从简，劳动人民刚刚翻身做了主人，又是连年的战争和灾荒，应该加倍珍惜革命胜利的果实，不能拿果实打了水漂漂。
多年来，我们普普通通的粱寨人，早对很多的规矩有怨言，政府这样体谅，哪有不拥护的道理，巴掌都拍得生疼。
杨仁君接着说：“婚姻也要改一改，前一年，我们只是让地主资本家的小老婆自谋生路去了。这只是个开始，还有许多不合理的婚姻留给了我们新社会，也需要搞一搞改革，像童养媳，就是很不公平的婚姻嘛。人家欠了你家二斗半红高粱，三年还不起，你就要人家十一、二岁花骨朵般的闺女过来抵债，做饭、洗衣、拎尿罐子，干上三五年，不管人家闺女愿不愿意，关进屋子就解扣子，这比驴打滚还驴打滚。还有一种情况相当普遍，就是父母之命捆绑在一起的那种，也不属于自由婚姻，慢慢的都要消灭掉。人民政府不能眼睁睁看着不管，实在合不来，政府可以批准离婚。”
这番讲话在梁寨引起了巨大风波，没有男人打老婆了，满寨子都是年轻女人放肆的笑声。英莲自然是风波的中心。随便什么时候，只要听见什么地方有三个以上的女人在一起嬉笑，英连准在里面。更多的时候，英莲是和一个个小媳妇倚在一棵槐树或是一棵榆树下，做长久的密谈，不时地可以看见小媳妇泣咽的模样，眼泡哭得红肿，肩头一耸一耸的，一条绣花的真丝手帕绕在手指上。英莲这时就伸出白净修长的手，拢一拢耷在那女子前额上的头发。那段时间，英莲赢得了很多女人的心。因此，当杨仁君宣布要英莲做寨子里的妇女工作时，全寨妇女都一致叫好。
有了这层工作关系，我们就可以经常在冰冷的清晨或是炊烟缭绕的黄昏，看见杨仁君和英莲并着肩，慢慢地沿着河堤的一行槐树走路的情景。杨仁君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上衣是对襟，五个黑色的扣子十分显眼，一条黑白相间的围巾前后背各搭一头，随着那徐徐的风和他起伏有度的脚步缓缓飘动。英莲的头发已经剪短了，一绺刘海勾在王一般的前额上，像是一个帘子，两只乌亮的大眼深藏在这黑帘的底下，一身平常的月白布衣服，叫她一穿，左看像个洋学生，右看像个洋学生，哪里有一点做了几年媳妇的样子。他们就那么慢慢地走，时不时同时朝一起扭头，那情形很让我们眼热，心底里就生出一股对新生活的热望，同时也觉出了梁寨真正的变化。我们就想起了宽子，想起他确实在哪个地方叫这个杨仁君比了下去，他的木讷，他的柳条样细弱的身子，他的那个散发着朽木气味的深宅大院，似乎都与英莲这枝出了墙的红杏不甚般配了，只有老人们见了这情形总是发出叹息。
日子一天天过去。日头出来，又落下，曼丽的阁楼静得像是睡着了。越是寂静，我们越是要想：这种让曼丽难堪的状况不会维持太久了。
不久，小媳妇们透出了消息：过了年，英莲就提出和宽子离婚的要求，杨仁君春节回县城也把自己的婚事退掉。
这明明是我们早猜想到的，一旦成了事实，一下子又无法接受。我们觉得这样下去，曼丽这个家就要垮掉了。
老人们首先变得恓恓惶惶，在装旱烟袋的间隙里感叹着：“山里猴，引不下头哇。”
接着，胆子大的汉子半夜里又开始打自己的老婆。第二天，就有小媳妇到杨仁君那里捋起袖子，把那青青紫紫的伤痕露出来给人们看，要政府为她们做主，有的就斩钉截铁提出要离婚。
杨仁君领着人，把这些汉子一个一个抓起来，关进二老爷家的几间烟房里，扬言不给吃喝。半夜里又有几声尖叫从烟房里传了出来。天一亮，就有小媳妇拎着吃的来求杨仁君。杨仁君一脸的不耐烦，一一打发她们回去。三天后，杨仁君放了汉子们，劝那些送过饭的小媳妇回去好好过日子，把那些没露面的小媳妇诉的苦用字记了下来。汉子们出来后，都忙着取面取粮交上去。
我们这时才知道，这些汉子根本没挨打，也没有挨饿，那些叫声是梁二装出来给那些媳妇们听的。
无论如何，杨仁君倡导的新生活搅乱了我们梁寨人多年形成的平静的秩序。我们心中又隐隐地生出一种期待，期待着这个杨仁君也能有点什么挫折，正像我们当年期望高贵的大老爷、二老爷家出现一些不体面一样。这希望自然而然落实在曼丽头上了。寨子里有三个城里人，杨仁君和英莲已穿了一条连裆裤，除了曼丽，寨子里还有谁有资格和杨仁君斗一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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