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惠人又怎能忘记生命历程中的一九八六年呢？一九八六年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也许是个平常年头，而对文山地区的古龙县来说，却很不平常，刘集乡的分地事件石破天惊，把他推到了一场政治风暴的中心。在风暴中心，赵安邦和白天明真正认识了一个叫钱惠人的乡党委书记，他呢，也义无返顾地选择了这两位思想开明的好领导。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一九八六年他在文山的选择，决定了他嗣后的仕途。
事过多年之后，钱惠人还记得很清楚：一九八六年三月初的一个夜晚，赵安邦顶着早春的寒风，骑着自行车，独自一人赶到刘集乡他家来了，说是找他喝酒。酒是好酒，泸州老窖，两瓶，是赵安邦装在挎包里带来的，挎包里还装着一份卖地试行方案。是卖地，不是他设想的无偿分地，按方案设计，每亩地根据好坏，以三百至五百元的价，向签过承包合同的农民出卖。钱惠人不太理解，就着花生米、炒鸡蛋和赵安邦对酌时，不满地向赵安邦抱怨说：“不是分地吗？咋搞成卖地了？”
赵安邦那天心情很好，有些兴奋，呷着酒，拍着他的手背，亲昵地说：“你这个笨胖子，也不想想，不收点钱行吗？以后你这个乡党委书记还怎么当？农田水利用什么钱搞？每亩三五百元并不算多，从农民这方面说，应该能够负担得起。而从你们乡政府这边说呢，就是笔大资金啊，十几万亩地卖了，就是五六千万元啊，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农业基金，存在银行里有利息，搞投资滚动发展有利润，搞农田水利建设就有钱了，将来还可以作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基金嘛！”
钱惠人一下子被说服了，“好，好，赵县长，你想得可真周到、真全面啊！”
赵安邦说：“这也不是我想到的，是天明书记想到的，天明书记出题目，我做作业嘛！听着，还有呢！为防止出现土地兼并，造成新的两极分化，卖出的承包地五十年内不许转让，至于五十年后是不是能自由转让，我们五十年以后再说！”
钱惠人直笑，“行，五十年后还不知道怎么着呢，咱就这么先试起来吧！”
赵安邦笑道：“要我看，五十年后这些卖出去的地也许还得集中起来！小农经济肯定不行嘛，大农业才是发展方向，但土地怎么个集中法可就不好说了。所以，你钱胖子心里要有数，目光要放远点，别以为把地这么一分，就把农业问题解决了！这个方案你先好好看看，和乡党委其他同志小范围地研究一下，有问题就提出来！”
钱惠人酒杯一放，当场就把问题提了出来，“赵县长，每亩地卖三至五百元不算多，可很多农民还是买不起啊！就拿我家来说吧，八亩六分地，得三千多块！我一月的工资三十六块，想结个婚都没钱，一下子哪拿得出三千多？更何况农民了！”
赵安邦说：“这个问题我和天明书记已经想到了，胖子，你看这样行不行？地款分三年或者五年交清，另外，信用社也可以搞抵押贷款，把土地证押给信用社贷款！一次性交款给些优惠，再加上分期付款和贷款，我看完全能启动！”
钱惠人乐了，“赵县长，这么说，试点方案天明书记、地委县委批准了？”
赵安邦怔了一下，数落道：“胖子，你猪脑子啊？问这话！也不想想这是什么事？这是违反政策的，只能悄悄试！你怕丢乌纱帽可以不试，要不怕就闯一下，你狗东西主持搞，我负领导责任，天明书记和地委县委都不知道，听明白了吗？！”
钱惠人这才知道，地委副书记的白天明虽然暗中支持分地试点，却不能公开出面，也就是说，真搞出问题，责任在他，最多赔上个管农业的副县长赵安邦。
要命的选择就这样摆在了面前，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面对赵安邦严峻的面容，他不是没有退路，他完全可以不冒这个风险。然而，作为一个对土地有着深厚感情的中国农民的儿子，一个深知农村现状的基层党委书记，这个险他还是决定冒了。天理良心，做出这个决定时，他真没想到日后会成为白天明、赵安邦的什么亲信骨干，会在仕途上得到这两位领导的什么重用，后来那些风言风语均属无稽。
然而，事实证明，在中国有些高压线是不能碰的，有些关是不能胡乱闯的。
刘集乡的卖地方案试行了不到两个月，全乡十几万亩地只卖了一小半，风声便传到了县长兼县委副书记于华北的耳朵里。于华北极为震惊，一边亲自出面，跑到刘集乡紧急叫停，一边向文山地委书记陈同和汇报，把赵安邦和白天明都给卖了。
陈同和书记开始还不相信，以为于华北谎报军情，要管农业的赵安邦来汇报。
赵安邦去了，汇报说：“陈书记，刘集乡这只是个试点，不行就停下来……”
陈同和火透了，当场拍了桌子，“这种事能试吗？这不但违反目前的土地政策，还是犯法，违犯了宪法！宪法上说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刘集乡的那个姓钱的乡党委书记不知道吗？你这个副县长还跟着掺和？是谁在后面支持你们？据说我们地委也有个别领导卷进去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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