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嘉靖二十六年步入仕途,到嘉靖四十一年严嵩罢相,十五年间,除了一篇还算言之有物、却基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的奏章之外,在那剧烈惨重的政治搏杀中,基本看不到张居正的身影。包括于他有知遇、提携之恩的徐阶身处险恶的漩涡之中时,也看不到他伸出援手的表示。

但是,诚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那样,严嵩势焰最盛时,深切忌讳着徐阶,致使那些与徐阶相友善的人们,鬼鬼祟祟,不敢与徐阶相交往。值此之时,唯有张居正,始终以相当磊落的方式与徐阶往还,导致深知徐阶推重张居正的老严嵩,都十分欣赏器重这个年轻人。

此人之道行可谓深矣。

嘉靖二十六年,即公元1547年,张居正科举中第被选为庶吉士之后,教习他们的人,正是刚刚来到翰林院不久的徐阶。

在此之前,徐阶是吏部侍郎,即主管全国干部人事工作的第二把手。当时,连续几任吏部尚书都很看重徐阶,所以,“阶数署部事”,很多时候都是徐阶在代理主持工作。后来来了一位自我感觉极好的尚书,大事小事都要自己说了算。于是,徐阶就躲开了,来兼翰林院学士,不久,成为翰林院掌院学士。

翰林院是在唐代开始设置的,最初的功能,是为皇宫内部提供各种艺术、技艺表现与表演的部门。宋朝的翰林院下设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其最高首长叫翰林院勾当官,搞得就连御厨茶酒也称翰林。而所谓翰林学士,则是由具有优秀文学才能的朝臣充任,其工作的部门在唐代叫学士院,在宋代叫翰林学士院,元代则称之为翰林兼国史院。到了明代,才开始将修史、著作、图书等事务归于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备天子顾问”是其重要职能之一。其最高首长就是掌院学士,一般由正三品以上的大臣充任。

这是一个没有什么职权的部门,却是一个极其清贵的地方。当时,帝国中央已经形成了一个惯例——不是进士不能入翰林,不是翰林不能入内阁,首都北京和留都南京的礼部尚书、侍郎和吏部右侍郎则非翰林者不能担任。从一个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其清贵,明朝的宰辅也就是内阁大学士共有一百七十余人,出身翰林者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人们才会将庶吉士看成是“储相”——后备宰相。

徐阶在翰林院教习的庶吉士们,实际上可以被理解成为中央后备高级干部博士后专修班学员。徐阶兼具双重角色,既是他们的导师,也是他们的校长。就是在此期间,徐阶发现了张居正。

当时,社会上和官场弥漫着一种追求诗词文学名声的热潮,许多类似今天各种沙龙的文学小团体到处涌动:

——“前七子”方才凋零,便出来了“后七子”;

——唐宋派方兴未艾,复古派大旗已高高举起;

——“十才子”的自我感觉刚刚渐入佳境,“八才子”又意气昂扬地迎面而来;

——你们哥几个管自己叫“三杰”,我们兄弟们就是“四俊”。

自娱自乐,相当热闹。

其百无聊赖之处,我们可以在今天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看出苗头——那么多才俊名士们,能够如唐诗人宋词人那样,被人们而非专家普遍记住名字的,却是一个也没有。

张居正则几乎完全置身于外,与那些热热闹闹的场面保持着距离,相当克制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从史家的论证中可知,张居正也曾经犯过青年人最容易犯的错误——不可救药地喜爱上了文学。科举中第之前,他曾经相当狂热地以古来诗文大家自我期许,并为此着实下过一番苦功。结果,不但发现自己缺少此方面的天赋才气,还耽误了太多时间,以至于错过了嘉靖二十年的全国会试,并在嘉靖二十三年的会试中名落孙山。也有史家认为,张居正之所以没有参加嘉靖二十年的会试,是因为年龄只有十七岁,太小的缘故。姑且存疑。

是故,此时的张居正潜心于国故典章的钻研,默默关注着时势政治,于喧嚣浮华之中,自显出其特立独行。由此,进入了徐阶的视野。

嘉靖二十八年,散馆,庶吉士张居正顺利点翰林,做了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大约勉强可以类比为今天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正处级调研员。此后,又是长长的沉寂。其间,曾经为养病等缘故,回到家乡,前后几达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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