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五号了——离天卫八的到来，还有整整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的报告却还只写了个题目——《关于三月连续杀人案的重要报告》：这当然是个很蠢的题目。我甚至都不知道应该用怎样的一个名字来概括这个案子——“镰刀罗密欧案”显得有些太过通俗和不正式，“影子杀手案”则有些太笼统；我所临时决定下来的这个，似乎又有些过于模糊和没有力度?我想，最后我甚至会将它们统统划掉，只留下“重要”两个字——这就足够了。
昨天，我重新整理了一遍这个案子的卷宗，又从另一个已经封档的、名为《1987至伯恩哈迪/坎普尔模仿案（3）》的卷宗里找到了坎普尔·格兰小姐入狱前的住址。
按照卷宗中所记载的，坎普尔自1983年因与父母不和而从雪令区的家中搬出来后，就一直住在特奥多尔街19 号208 室、那间产权属于老多普勒（Doppler）·金格的公寓里了。
我本来打算今天再去一趟南门监狱的，但梅彭昨天在电话里不耐烦地告诉我，她的报告已经交了上去——为了保障其他囚犯的人身安全，61731号女囚已经被强制隔离了。
我当然知道，这种一厢情愿的“强制隔离”，在上面的回应还没下来之前，也只不过是狱警们私底下进行的一种惩戒手段而已——没有放风时间、没有探监许可?这些因为“强制隔离”而被剥夺的些许权利，坎普尔应该也不会太在意：哪怕是成天关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只要有几本比较耐看的小说在，她大概还是可以熬过去的。
我肯定会在我的报告中强调伯恩哈迪/坎普尔案对于侦破“镰刀罗密欧”案的重要参照性——这样一来，坎普尔甚至可能获得出来散散心的机会：这对缓解她的精神压力肯定有好处。这个案子结束之后，我还打算给《自由意志报》或者《自由先导报》寄上一份匿名的、标题或许是《铁窗下的罪恶》的新闻线索——这样，梅彭退休之后，坎普尔以及其他受到虐待的囚犯们的处境，应该会渐渐地好起来。
地铁经过了电视塔，三月的阳光从吕纳（Lyra）山的高处洒下来，显得格外明媚。我看了看表，现在刚刚好是局里签到的高峰时间（也即是八点十五分——准点和迟到的界线）——也不知彼特菲尔德是否记得在我的卡上签上名字：整个局子里，彼特菲尔德是最擅于模仿其他人签名的；同时，他的记性也是最不好的——他常常忘记自己的银行帐号：我们也因而常常担心，在填写转账单的时候，他会在恍惚之间将我们中某人的帐号和签名给写上，投到那个大大的转账箱中去。
这种违反日常警规的事情，和汉迪克或者奥鲁不同，我并不会时常拜托彼特菲尔德——特奥多尔街实在太远（虽然是在地铁线上，但却要转三趟车），加上我行将辞职，而且我也想尽快侦破这个案子?唉，算了，这些都是借口——反正，在这全市其他警官们签到的高峰时间里，我却坐在这辆驶往特奥多尔街的地铁上：这就是全部事实。
莫斯曼提供给我的线索，除去伊丽泽的案子，间接证实了我自偶然发现站名之间的联系之后、在这个连环案件上全无进展，一无所获——这样的说法或者有些过份，或许这本身就算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展”：至少是在逻辑上。是啊，逻辑上而言，“能排除某些可能性”即是进展；但实际上，那位持着武士刀的罗密欧，离我们还是一如既往之遥远。
鉴于以上令人感到沮丧的事实，我也只好再次回到这个“具有参照性”的案子上来找找线索了。
“哦，还是那个案子，知道了?”
蒙歇利·佛罗伊若普（Moncheri·Fleurop）、这位木衲的老房管在听过我简单的介绍之后，放下了手中的樱桃蛋糕，从墙上的钥匙板上取下了一串备用钥匙——串在粗糙钥匙环上的铝制铭牌上，模糊地刻着“19#208”。
“伊萨拉勒物业管着这条街上的十个门牌，我管着这十栋房子——七年前是两个人管的，托尼死了以后，他们就没另外找人了?”
蒙歇利先生正领着我从楼梯间上楼。
“电梯坏了将近两个月，交了报告上去，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修好。这栋楼没几户人住着，他们不抱怨，也没有谁急这件事情?”
我略略地应了两声，表示“我知道了”。蒙歇利先生似乎也看出我对他的话题并不怎么感兴趣，就不再说话了。
我们默默地走过 201、202?封闭在狭小空间里的走廊静得恐怖，昏暗的日光灯代替了刚刚明媚的阳光。感觉上，似乎是整栋楼里就只有我和房管两个人一般——虽然楼道和走廊都很干净，但我却怎么也觉得我是走在一幢无人的老旧古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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