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走出红瓦房的日子已剩下不多了，我们都有一种恐慌——也不知道是对离别的恐慌还是对未来的恐慌。我害怕再也见不到陶卉、马水清、谢百三、刘汉林……甚至害怕再也见不到乔桉。
我们中间，几乎谁也不能知道，自己一旦走出红瓦房之后，是否还能够再走人黑瓦房？是否还能够与在红瓦房里—起度过了三个春秋的那些人朝夕相处？学校是否还办高中？是否还有升学一说？如果有升学—说，又是怎么个升法？有许多种传说，但没有—个人能证明哪一种说法是成立的。如果从此就永远离开了油麻地中学，那么，往后的岁月又将如何？一切都是无序的。紧挨在眼前的未来，竟是茫然一片。我惶惶不安起来，像—只打洞打到绝路上的耗子。那些日子，我很少回家，整日在学校待着，想抓住那红瓦房里的最后时光。
父亲托人带信，将我叫回家中，说道：“别再晃荡了，进城去找一下你的大舅吧，求他在城里找个临时工做，毕业了，也有条生路。这书念与不念，眼下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念，你又能来能念成，也还是回事。”
我对未来忽然—下子清楚了似的，在学校里又住了几日，与马水清他们打了个招呼，便进城去了。
油麻地镇离县城有四十多里地，有一班轮船早上从油麻地镇出发，大约在中午十二点钟到达县城，下午三点多钟再从县城返回。坐船的大多是本地人，或是进城卖些城里所缺的物品，或是进城买些乡下所缺的物品，或是去走一趟城里的亲戚，或是纯粹由于乡间的无聊而去城里—趟打发一份寂寞。也有因公从城里来乡下的吃公家饭的人，但很少。每天就这么一班轮船，沿路又要停靠好几个码头，因此，这轮船总是被人塞得满满的。人实在太多了，就在后面挂—只拖船，在河中行驶起来，响起汽笛，样子倒还壮观。
这天早上，我早早地就去了船码头，因此，登船时，我是靠前的—个，很从容地选择了—个上—层的窗口，心中不禁涌起—阵小小的优越，打开窗子，很悠闲地去看码头上的拥挤与忙乱：一条长长的队伍，从岸上，沿了那十几级台阶，流向了轮船的舱口，这些人都稍稍打扮了一下，像—件件被刚擦拭了一遍的物品一般，忽然给了人新颖的感觉，并让人觉出了这些物品还是有几分收留的价值的。从篮子里或是从网袋里挣扎出来的鸡、鸭或鹅，不知主人要将它们打发到何处，一边用了劲挣脱，一边大声鸣叫。一条尺把长的小猪跑了，于是引起一阵混乱和一阵大笑。猪的主人，是—个五十多岁的农民，他被那条淘气而机灵的小猪弄得连连摔跤。有一回，他都抓住小猪细细的尾巴了，却还是让它从手中挣脱掉了。于是，他操了一根棍子，—边追，—边骂：“小婊子养的，我看你往哪儿逃？要么你下洞！”—个大力气的小伙子，突然一甩脚，把那小猪踢翻了，顺势一扑，将它捉住了。他拎起小猪两条后腿，那小猪便哇哇大叫，像挨了刀一般。那主人连忙跑过来，心疼地叫着：“别那么抓着它！别那么抓着它！”他从那个大力气的小伙子手中很生气地将猪夺过去，抱在自己怀里，一边说着“谁让你瞎跑的呢？谁让你瞎跑的呢？
吃苦头了不是？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地在筐里待着吗？“一边将小猪放回蒙了网子的筐中。那小猪真的变得乖巧起来，在筐中委屈地轻哼了几声，就安静得像个上路的婴儿似的。舱口那儿，常常不能顺利进人，不时地要停顿一下：检票的说那个妇女带着的孩子已达到了买票的高度，而那个妇女却不情愿掏这份钱，于是双方就僵持着，最后，那个妇女只好掏钱补了一张票，并随即往那孩子的后脑勺上猛击一掌，”死不掉的，吃起来不要命，痴长！“那孩子撇了撇嘴，简直想哭，却被那妇女用力一牵，牵进了船舱。检票的又说那个中年男子挑的一担青货应该打货票，于是，又是—番纠缠……后面的人不耐烦了，就骂检票的。检票的一急，将舱门关上了：”不检了！看那个再骂！“于是—队人都朝他嬉笑着，他才—边骂人，—边又开始检票。
很有趣地看了一阵这队伍的前头之后，我又将目光向相对安静的队伍后头挪移过去。当我的目光由下而上到达高高的岸上时，就觉得眼前刷地一亮：那里竟然站着陶卉！
陶卉就站在那儿，岸是那么高，她的背后是屋脊和六月的晴空。她的两只细长的胳膊很自然地交叉在腹部，用了三两根手指，很轻松地勾住了一只蓝色的花布包的包带，那布包几乎要垂到她的脚面。她穿了一件乳白色的短袖绸衫，被河上的风撩起来，闪动着捉摸不定的亮光。被那些黧黑的庄稼人的肤色一映衬，她显得格外白净。她不急不躁地站在那儿，细眯着眼睛（她永远细眯着眼睛），很安静地望着大河与轮船。
我将头偏转到黑暗里，心急乱地跳着。我不再敢将脑袋对着窗口，而寻找到了—个她不能看到我，我却可以看到她的狭窄的角度，隐蔽起来。
她顺着台阶，随着队伍，一阶—阶地走下来了。那淡淡的双眉，那细眯的双眼，那红红的两颊，那湿润而鲜艳的双唇，越来越清晰。我低下头去，不敢再看—眼。“她上来了吗？她会到哪—层去呢？……”我从心底里希望她能到二层来，可又从心底里希望她今天在全部的航行中永远地待在下一层船舱里，不要让我看见她。
舱里的人越来越多，像—个人着急上路，大把大把地将东西塞进自己的行囊似的。我将自己的包，放到对面的一张长椅上，占了—个座位。我的脸上热起来。我想将那个包收回来，可终于没有收。我不敢抬头，只是把头低着，看着那些挤进门来的各种各样的腿。那些腿都是粗糙的、黑黄色的，鼓跳着蚯蚓一样的血管，乱七八糟地晃动着。后来，这些腿在舱门口渐渐稀疏起来，再后来就没有了。我望着舱口一块长方形的八点钟的晨光，心中涌起—片淡淡的失望。
轮船拉响了汽笛，机器发动起来了，吐出一长串黑而浓的臭烟之后，机器的空洞叫嚣一下子变得扎实了——轮船启动了，离开了码头。
河上的风吹进窗来，我额上的汗珠被慢慢吹干，心也慢慢变得安静了—些。
“她怎么也在今天进城呢？”我突然觉得这并不是一种巧合。昨天傍晚，我在与马水清们说起我要进城时，她就在旁边不远的地方与夏莲香说话！当我这样想时，我的肩胛微微颤抖起来，我立即用牙齿紧紧咬住了一根手指。近来—段时间，我总有一种靠不住却又分明觉得真实的感觉：我和陶卉都在进行着一种很奇特的心语的流露，甚至在无声地书写着一份心灵的契约。我的课桌与陶卉的课桌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因此，只要我侧过脸去，便能看到陶卉的脸颊。那天，我于无意中忽然有了一个发现：她微笑着，在手中玩弄着一支格尺，而我——当我低头看时——手中也在玩着一支格尺！“这是呼应吗？是呼应吗？”我在心里不停地问，不停地问，但却不敢再去看了。过了很久，我勇敢地放下了格尺，而拿起—把圆规，在桌子上转动起来，—遍一遍地画着—个圆。当我侧过目光去看时，她竟然也在手中转动着圆规，并且转动得竟是那样优美，那只跷着小拇指的手，竟像一只亮翅的蜻蜓落在圆规的顶端。她依然微笑着。这未免有点孩子化的“对话”，在那时，却是神圣而伟大的，并且那么激动人心！但经过几次这样美妙的“对话”之后，我又重新跌人失望：陶卉不再做任何反应了。我仿佛—个孤独的戴白手套去接头去寻找失落了的知己的人，在大街上茫茫的人流里走着，面对着—个冷漠的不可能有任何反应的世界。我—会儿觉得，那些呼应纯属偶然，—会儿又觉得这是陶卉在淘气，—会儿又认定这是陶卉在耍弄我，自尊心便觉得受到了小小的伤害。而现在，她也来坐轮船去城里了！
我的包占住了—个位子，而这个位子上，久久地也未坐上陶卉。
我走出舱门，沿着舷梯，走到了甲板上。当我朝船艄望去时，我一眼看到了陶卉。她也看到了我。但我们谁也没有坚持住自己的目光，只那么一瞬的对望，便各自将目光移到了—边。我先是趴在栏杆上，望着船舷旁“噗噗”地跳动着的河水，然后倚着栏杆，远望着河岸上的树木、村落与堤上的牛羊。我在心里千百次地鼓舞自己：去吧，向她打招呼去！说句话去！去吧！去吧！……
我甚至在心中拟定好了一些话语：“你还记得串联时，我们也是在轮船上——江轮上相遇吗？”“我们还会上高中，从红瓦房到黑瓦房吗？”……然而，我终于没有走上前去。语言冲不开巨大的重如磐石的害羞。对着这个近在咫尺的陶卉，我将永在难忍的失语状态里煎熬。几年前，我看到一份文摘小报，上面说，—个男性的害羞，于女性面前的失语，对一个女性来说却是莫大的魅力。我真想把这份小报摔到这个写文章的心理学家的脸上，“我给你这份害羞，你给我那份厚皮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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